本轮持续拉长的“猪周期”让市场猪肉价格跌入“价格洼地”，也使得生猪养殖主体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深陷亏损区间。根据近期上市猪企披露的2023年半年报，在成本控制举措下，多家企业较去年同期已呈现减亏，但猪价持续承压致使企业仍难盈利。与此同时，较多难以获得有效融资又缺乏规模效应和技术优势的中小养殖户在承受了一段时间的亏损后，被迫离场。

　　不仅是在这一轮周期中，面对长期以来生猪价格一轮轮的上下波动，无论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养殖户都有些无措。“价格上涨时能多赚点钱，行情低迷时全行业都只能苦苦熬着”，这已成为不同规模生猪养殖主体的共同感受。

　　2021年1月，在研判20年后，我国首个活体交割期货品种——生猪期货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大商所”）上市，生猪期货市场也很快遭遇并经受住了“超级猪周期”下价格下跌和低位磨底的考验。依托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两年多以来，部分生猪养殖企业和中小散户陆续以不同方式参与到生猪期货市场中来，通过套期保值提前锁定价格，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猪现货价格在低位僵持期间的深度亏损。

　　从信息不透明到价格发现

　　生猪养殖格局相对分散、产业不断转变带来的信息不透明、发展不确定性长期存在，让生猪产业更期待期货市场发挥价格发现功能，由此产业主体能够通过套保平滑盈亏、稳定生产。

　　“在决定养殖、销售节奏时，我通常会去临近的交易市场看看，汇总一下价格和供需信息。如果价格出现上涨，我就会多养一些，希望出栏时获得更多收入。”家住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的王如意经营着一家小型养殖场，一直坚持自繁自育，年出栏量有两三千头。

　　我国是生猪生产和消费大国，近年来我国生猪年出栏量和消费量都在7亿头上下。虽然市场庞大，但当前行业仍显现出集中度低、供给端分散的格局。从全国范围看，和王如意类似以及比他养殖规模更小的生猪养殖主体占比较大。根据行业统计，截至2020年底，全国年生猪出栏5000头以下的养殖场出栏量占到75%；到2022年，我国生猪养殖规模化率达到65.1%，这意味着仍有35%的生猪供给来自年出栏量500头以下的养殖散户。而这么多的中小散户信息渠道单一，市场判断能力较弱，更多的是依靠实时价格趋势决定增减栏。在一定的生产周期下，散户趋同行为会造成生猪供应和价格的波动——这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猪周期”的主要成因；此外，突发疫病、产业政策等外部因素也可能影响养殖主体预期，在周期上再带来扰动。

　　不同于中小散户，大型猪企都有一套科学的市场预判方法，也有自己的信息调研和市场分析部门，“大的逻辑是，我们会跟踪母猪数量和繁育效率等指标，再结合对需求的监测，形成大致的区间判断；而对于短期，我们更多是看行业养殖和屠宰端的情况。”牧原股份董事会秘书秦军在接受采访时说，“‘周期’意味着有规律，但这规律其实是事后总结的，很难被用到对未来的预期和生产经营规划中。”事实上，从业内观察看，近几年猪价运行特征与之前已然不同，这背后可能是行业发生了变化。因此，即使有更科学的方法，如果信息不充分、行业发生变化，市场判断仍是很难的。在去年生猪价格大涨大跌阶段，不少头部养殖企业的行情调研和分析团队就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而所谓的“行业变化”在近几年的体现之一是二次育肥增多。“二次育肥现象之前很少也很零散，是近两年多起来的。”王如意告诉记者，如今二次育肥已慢慢形成一条产业分支，开始有资本参与，“二次育肥的周期更短，因此缺少资金的中小养殖户可以以短期投入期待更高价格，当然，同时也要承担价格进一步下跌和疫病的风险，资本进入则加速了二次育肥参与主体的增多。”较多行业人士认为二次育肥带有投机属性，但秦军表示，“在不同时期，市场上本就会有各类主体怀着不同交易诉求参与进来。其实包括在生猪期货上市后，关注生猪产业以及受其变化影响的主体也在增多，这是产业健康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作为行业主体总要接受这些客观变化。”

　　上述生猪养殖格局相对分散、产业不断转变带来的信息不透明、发展不确定性长期存在，让生猪产业更期待期货市场发挥价格发现功能，由此产业主体能够通过套保平滑盈亏、稳定生产。

　　不同于多数市场中一对一谈判的价格形成方式，期货价格通过集中竞价产生，其背后是不同参与者基于所掌握信息作出的市场判断。据牧原股份生猪期货负责人刘俊峰介绍，从他们了解的情况看，目前生猪期货市场参与者包括了产业套保主体和非产业参与者，“除了我们这样的养殖企业外，参与其中的产业主体还有中小养殖户、上下游贸易商等；非产业主体包括专业投资机构和个人期货投资者。各类参与者的交易理念、逻辑、风险阈值可能有所不同。”以记者采访到的牧原股份、新希望六和、中粮家佳康这三家已参与生猪期货交易的养殖企业为例，尽管相较于现货养殖产能，他们各自对于期货市场的参与程度不同，但其参与套保的策略、相对规模和建仓时机等都是以对现货市场判断为基础的。“在判断未来行情大概率下跌时，我们会增加套保规模，反之则减少。但在价格上涨的强预期下，我们不会完全不套保，因为往往市场判断一致时容易出现不确定性，再加上可能突发的外力影响，同样需要部分套保来避免预期外价格下跌损失。”中粮家佳康董事长、总经理江国金举例说。正是因为不同类型参与者以其自身掌握信息为依据，在期货市场上对合约进行不同方向、时点和规模的交易，他们所掌握的信息才能在连续竞价下转化为期货价格，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信息不透明带来的市场预判难题。

　　从减少深亏到更广泛的风险管理

　　从行业整体健康发展角度看，在减亏基础上，稳定生产是套保可以为养殖主体带来的更深层意义。

　　格林大华期货分析师张晓君表示，生猪期货上市后，随着养殖企业、贸易商等产业主体以及投资公司等资金方的积极参与，生猪市场资讯、信息得以更加及时、客观、全面地反映在生猪期货价格上，由此给市场提供了更加透明的价格信息，其价格发现功能的发挥愈加明显。

　　在此基础上，生猪养殖主体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期货套保规避现货价格波动可能带来的深度亏损，在江国金看来，这是目前养殖主体参与期货市场的最大意义。

　　据中粮家佳康副总经理李芳芳介绍，依托中粮集团较强的套保经验，中粮家佳康在生猪期货上市初期就主动参与其中。“2021年初，现货生猪价格还处于高位。当时期货相对于现货虽然有较大的贴水，但相较我司养殖成本来说，这个点位对于产业主体的套保空间是比较大的，所以当时我们就非常坚定地套保了。2021年一季度，随着产能的兑现，市场供应增加，现货和期货价格一路下滑，期货快交割时价格确有大幅下降。”李芳芳回忆说，得益于业务运营能力的增强及有效运用了期货套保工具等原因，2021年中粮家佳康实现了优异的经营业绩。

　　根据公开报道，在生猪期货上市约3个月后，全国前20家养殖龙头企业中有7家参与了生猪期货交易；到2022年，在A股22家上市猪企中15家猪企发布了包含生猪套保的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公告，参与主体数量和套保规模较2021年均有所提高。扩大到所有养殖主体，目前全国共有400余家生猪产业链相关企业申请了生猪期货套期保值资格；今年1-8月，生猪期货总成交量691.1万手，日均持仓量10.9万手。

　　随着参与度的提升，以减亏为目标，各类参与者也在探索不同套保方式。最直接的还是参与期货合约交易，通过有选择地参与生猪、玉米、豆粕期货套保，生猪养殖企业可以实现销售价格或养殖利润的锁定。与此同时，部分企业还在积极尝试运用场外期权。像新希望六和就会在仔猪价格较低时尝试外购仔猪，同时与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子公司签订远期合同，提前锁定销售价格。没有规模优势和能力直接参与期货交易的中小养殖户则可以通过玉米、豆粕、生猪“保险+期货”的方式，锁定饲料成本和生猪出栏价格。“对于公司的饲料产品客户，我们也在运用场外期权帮他们作生猪锁价，这样可以增加客户黏性，也帮助我们的客户稳定生产。”新希望六和生猪期货小组负责人刘阳补充说。

　　事实上，从行业整体健康发展角度看，在减亏基础上，稳定生产是套保可以为养殖主体带来的更深层意义。

　　在谈及现阶段生猪现货价格时，秦军认为，“非瘟给这个行业带来很大的产能缺口，当时价格涨得很高让养猪人都赚到钱，之后就是快速投新产能，碰上新冠疫情期间需求收缩，由此造成价格波动。”他还表示，产业主体不应期待价格暴涨，因为“狂欢”后必然是“一地鸡毛”。李芳芳也有同样的看法，“产业主体不会想追求暴盈暴亏的状况，我们更希望通过适度、可控的规模增长和降本增效，实现稳定经营。对于大企业而言，稳定盈利才是最重要的。”包括对于中小养殖户，在期货助力下，他们有了相对稳定的盈利预期，也就大概率会减少受片面信息影响下的产能过度调整等非理性行为，进而行业整体生产和价格都会逐步趋于平稳。

　　除了套保减少深亏之外，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也在直接作用于稳定供应、优化生产计划和企业现金流压力检测等方面。

　　例如在去年3月初，河南地区生猪现货价格为每公斤12元，彼时期货近月2205合约价格为每公斤13.3元，远月2209合约为每公斤17.6元。这一阶段生猪期货各合约价格表现为“近低远高”，生猪期货市场从3月初筑底、4月开始反弹，2209合约在4、5、6月连续反弹，合计上涨18%。这为生猪养殖主体提供了远期价格走出低谷期的信号，避免了养殖主体恐慌性缩减产能。

　　部分养殖企业则表示，目前在制定未来生产经营计划时，已将远期生猪期货价格纳入参考范围。以中粮家佳康为例，“企业本身处于规模扩张过程中，现货端会定期制定产能计划。在此基础上，我们的期货部门会根据远期价格给现货部门提出建议，具体到仔猪销售等方面。”李芳芳举例说，“比如2021年，我们看到远期合约价格已经开始走弱，经过育肥再销售大概率会亏损，而当时仔猪现货价格还很高。基于此，我们建议增加仔猪销售比例。事实也证明这样的建议是正确的。”

　　对于牧原而言，生猪期货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在于进行现金流压力测试，“我们希望通过对于未来生猪价格的区间判断，对公司运营现金流情况进行检测。只要现金流在正常范围内，我们通过持续的降本增效和部分套保，长期而言是可以获得稳定收益的。”秦军对此解释说。

　　　从制度优化到参与方理念和能力建设

　　期货套保业务的真正目的是规避市场价格风险，而非投机盈利。养殖主体在现货销售和套期保值上都不可能一直盈利，期现同时实现利润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对此，产业主体必须建立正确的认知。

　　不过，这三家企业都不建议产业主体以某一时点的期货合约价格作出影响程度较大的生产经营决策，而应当从长期视角评价生猪期货市场对产业主体的作用。秦军表示，判断猪价是为了稳健运营，而不是说为了在某个价格高点多卖猪。养殖本身存在周期，而期货价格代表的是市场行情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以某一时点的期货价格反推调整产能，其实带有赌的成分，“期货市场提供了很好的工具。但对于我们实体企业而言，现货是我们的基础，不能因为期货市场的出现而本末倒置。”李芳芳也提示说：“生猪期货市场对产业客户是有指引作用的，但是产业主体不能完全依赖期货市场。特别是现阶段生猪期货市场仍处于成长阶段，产业主体须结合自身实际和市场情况决定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

　　在生猪期货合约设计阶段，受访的三家企业就开始参与大商所的调研工作，为生猪期货市场建设提供专业支持。在他们看来，生猪期货市场的制度设计充分尊重市场；在上市后，根据现货市场变化和需求，大商所持续对相关制度进行补充、优化，为生猪期货市场快速成长创造了条件。据大商所相关负责人介绍，生猪期货是按照前置管理、简单交割、多元模式、严控风险的思路进行设计的。以交割为例，生猪期货通过前置管理和现场判断相结合的方式，提升交割效率，贴近现货交易做法。与此同时，近两年来，大商所持续增设生猪期货交割库，扩大生猪期货交割服务范围，扩充可供交割资源。目前，生猪期货交割库点已从上市之初的14家增加至42家，覆盖多个生猪主要产区，最大仓单量增加至5.6万吨，约是上市之初的2.5倍；交割主要发生地也与现货市场格局相契合。此外，近年来，大商所还通过降低交易和交割成本、适时发布和调整地区升贴水以及适时推出生猪协议交收业务等举措，便利更多的产业主体参与期货交割和开展风险管理。“下一步，我们仍会持续优化生猪期货合约，进一步完善交割流程、及时调整地区升贴水等工作。”大商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市场制度不断完善的同时，产业主体参与期货套保的前提是要有正确的理念、专业的团队以及相对健全的制度、流程。

　　从刘阳的观察看，其实不少养殖主体一开始不太接受这种相对陌生的金融工具，由于2021年部分企业风险管理收益颇丰，让大家开始有一些尝试，但并未形成正确理念，有些主体过度关注套保业绩，甚至存在超套行为，反而引发更大风险。养殖主体参与套保的目标是平滑盈亏波动，减少现货价格下跌带来的深度亏损。从这个角度看，养殖企业进行生猪套保考核不应单看套保盈亏，而是应将期现结合起来看；暂时的套保业绩实际上也只是浮盈或浮亏，只有拉长周期结合现货销售情况，才能真正体现出期货套保在减少亏损、稳定经营方面的作用。“期货套保业务的真正目的是规避市场价格风险，而非投机盈利。养殖主体在现货销售和套期保值上都不可能一直盈利，期现同时实现利润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对此，产业主体必须建立正确的认知。”生猪期货资深人士总结说。

　　部分龙头企业已开始采用套期会计处理方式，在财务层面实现了期现货统一核算。同时，像中粮家佳康对套保交易部门的考核也更多地看重过程性指标以及期现一体的情况。“有了这样的理念，我们在操作时真正能感觉到是在做套保而非投机，才能真正将‘稳经营’的套保策略执行好。”中粮家佳康套期保值部总经理陈鸣旭表示。在专业队伍建设方面，三家企业也已形成成熟梯队和流程。据刘俊峰介绍，“牧原股份如今在期货研究、风控、决策、套保、交割等方面都已形成相应的组织架构，每一个板块都有专人负责且相互独立。在2021年生猪期货正式上市后，我们逐渐完善了相关的套期保值制度，组建期货小组。生猪期货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跨产业的金融工具，通过慢慢摸索、实践，我们一步一步形成了对这一工具的认识。在此过程中，我们的套保体量也慢慢上来了。”

　　在生猪期货上市一周年时，大商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生猪期货走向成熟并充分发挥功能是一个深耕细作、精心培育的渐进过程。”从目前发展情况看，生猪期货起步较好，后续既需要交易所继续推进“一品一策”，完善合约规则，提升运行质量，也需要产业积极参与和支持，还需要社会各界的理解和呵护，共同促进生猪期货市场走向成熟。

免责声明：本网站图片，文字等信息来自互联网，如果侵犯版权，请及时通知我们，本网站将在第一时间及时删除。

责任编辑：乔春玲